领导批示的喜与忧
前些天73岁的前乒乓球世界冠*庄则栋先生去世引起了上热议，内容已为大多数人所知，其中说到庄则栋第二次婚姻和出书的经历还有一番曲折和不易。一篇文章说：“他们结婚时，庄则栋的两年部级高官经历让婚姻登记处不敢接手这桩跨国婚姻。最后，惊动了最高层。庄则栋的第二本自传，名字叫《邓小平批准我结婚》。由于背着‘双开’的处分，他的第一本回忆录《闯与创》，出版社不敢碰。他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万里写信求助，万里批示：今后庄则栋的书，一律允许出版。”读之，为庄则栋而庆幸，不遇到这样开明的领导人，他的后半生或许还要从新改写。
过后仔细思考，这对于他而言委实是幸事两桩，但从整个社会而言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值得思考。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凭一张二指宽的领导批示能买来没有批示买不到的东西，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不少都过或多或少的体会，为一张领导批示而忙碌的人多了去了。
领导批示作用不仅仅是买紧俏物资，很多时候更在于办事。没领导批示办不成，有了它情况可能就发生一百百度的大转变。因而，坊间有“二指宽的领导批示胜过红头文”一说。朋友们把这二指宽的领导批示调侃为“御批”。
以办事来说，遇到在基层办事机构行不通的遂上层找人疏通关系找大领导，有时就能如愿以偿，而有决定权的领导往往一个批示，抑或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足见领导批示的作用、力量和神威。这也是现实中和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故事，国人司空见惯一点儿也不陌生。这种现象正常乎？颇有必要好好探讨一番。
底下不给办或办不成的原因大概分为几个方面，一是明显不合乎*策规定，自然不能办理；二是此事介于触及*策边沿比较棘手，基层拿捏不准或怕担风险而不给办；三是属于可办可不办范畴，规定弹性过大或有点模棱两可，办了没多大益处，或许还带来不利，不办也找不出啥毛病，因而不给办。还有一层是，事情虽合情合理，但法律或*策规定滞后，明摆着该办而不能办。
问题能到领导案头就说明基层无法解决，由上级领导拍板定夺。而上级领导依据什么评判是与非、能与否呢？应当说还是根据现有的*策规定和法律法规为准绳决定。这就出现是现有的*策法律规定弹性过大，或不适应客观现实，抑或不合理，还是法律规定完整无误而额外地突破这些规定单独批准呢？在法治的国度和社会里，领导是否有权逾越法律或现有*策规定“特批”呢？
客观讲，并非能摆到领导案头的请示都能获准，领带也并非不顾现行的*策和法律贸然行事，能批准的是少数或者个例。就能获准的个例而言，基层拒绝或不办也并非不执行*策规定，而是依法行事，或曰按*策办事，何以基层不行而领导行呢？是基层理解和掌握*策不得要领理解不透，还是事情本身就不合规？按道理，如若是事情本身违规，就是找到谁、就是找到天王老子、就是再大的领导也不行，仍然不能办。可现实中，基层不给办的上级领导给办了的并非一二。这就出现了权力和法律谁大、谁说了算的问题，也是特色园子里多年来颇困扰正常思维的问题。而很多获领导特批的事后基本证明都是对的，合乎情理的。是领导超前，还是法律或*策滞后呢？即便是法律或*策滞后，在未改变前领导个人有无有权利逾越*策规定或法律？在讲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无论是领导还是小百姓都应该严格遵守，都无突破和超越的权力。*策也罢，法律也罢，要变更、要调整皆应通过一定形式和程序决定，任何人纵使是国家领导人也无权个人决定。况乎，*和国家一直推崇和执行的是依法治国，在不断走向文明法治的进程中更应如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对草民百姓，对生活在这个国度的所有人，不论其职务高低都应遵从，谁也无权超越法律和*策。退一步说，即便领导有权那样做，能找到高层领导有几人？没有门路的该咋办呢？
以庄则栋的两桩事来说，他的确很有幸，能找到顶级领导人（当然也和他自身经历直接相关）而且遂了心愿，可谓心想事成。但分析一下为何基层婚姻机关不给他办婚姻登记呢？那是他的个人情况太特殊所致，不能说基层能办而不给办故意刁难他，是当时的*策不允许。既然*策不允许，就该走到哪里都办不成；按正常程序，即便是要解决应该逐级反映，最后由制定婚姻法的机构研究决定是否予以特殊，或修改有关条款，决定成与否的地方应该是人大而非某个领导人。不正常的是，他没有走正常程序和渠道，而是撇开组织和法律机关，通过非正常关系找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公得以解决。这件事，对他个人是好事，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是进步，还是什么？对无门路找不上大领导而有着类似问题者公平否？谁有路子谁有可能解决问题，没路子的只能认命，这不是正常的法治国家。在他出书问题上依然如此，能否出书、合不合法只能由出版部门说了算，而不是哪个领导人说了算。至于说，部分法律条款不合时宜或不合理，那只能修订法律，而不是某个领导说了算。领导的话不是法律，领导个人无权超越法律，哪怕他是再大的领导。事实证明，邓公和万公当时的确做了件合乎情理的善事和好事，彰显了宽厚和远见卓识。对庄则栋个人是好事，但此事本身程序不对，对整个社会的副作用不可忽视。
当然，庄则栋的事例是极个别的特例，从中反映出“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一尴尬和无奈，这问题带有共性的，即领导和有关机构或组织谁说了算，法律*策和领导个人权力哪个大的问题。领导体贴宽容及人性管理应体现在制度、法律和*策上，受益的应该对所有公民而并非特殊个人或群体。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法制严明完备，社会公平公道，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领导批示，也是特色之一，由来已久，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解决过不少问题，也产生过不少的正面作用。就其本身而言说到家还是一种人治的表现，是所谓“清官”的体现，尽管有时动机不错，但客观上仍然是对法律正常秩序是一种干扰和破坏，也容易纵容一些掌握权力者轻视和践踏法制。
写此文，并非对两位前国家领导人有什么贬损之意，而是从法制的角度就“领导批示”这一现象本身就事论事加以探讨。无论从世界，还是从中国来看，依法治国早已成为治国之本和理念，没有良好的法制，*风民风势必下行，社会风气必然不正，社会公平无从谈起。
在中国不断加速文明法制和民主的进程中，人治和法制的问题依然不可轻视。被有些人视为至宝的领导批示少了，整个社会管理必然更加有序和规范。
领导批示，也分很多种，拙文仅就正当渠道办不成而领导批示就能成这一种而言。
2013.03.1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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