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融合
盖平僻处辽东南隅，且又山海相望，岛屿、林峦之交，虽经历代浩劫，而民种之留遗于兹土者最易繁伙，故自三代、秦汉以来除民族外，累世所遗如靺鞨、鞑靼等族在其子孙多数数典忘祖，已无考从。稽考其余若朝鲜、若高丽、若辽金及元明之滿、蒙、西伯并前清之巴尔虎、汉居民掺杂，种族繁多，人类之不一，较之他省他县，实不无普通、特别之分。今即史册及户籍之可考者，加意调查有左记之数种：
汉族约占十分之八；
满族约占十分之一.七；
蒙族约占十分之一.三；
西伯（锡伯族）约占十分之一.三；
巴尔虎约占十分之一.一；
回族约占十分之一.五；
高丽遗民约占十分之一.一（《盖平县志》）。
同一地域、同一种经济生活、使用同一种语言以及表现于同一种文化上的心理素质，便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各种族或者部落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历史发展上的不同而形成的，这个社会统一体便是民族。
汉民族的形成是多民族交融的结果。“炎*”、“华夏”和“汉”大致代表互相递进的阶段，“炎*”代表远古的传说时代，“华夏”代表着已经踏入到文明的门槛，而“汉”的出现已经是大一统的封建时代了。
几次大的民族融合
古时候的人口涨落、分布变化就是一部历史。古盖州如果*治安定时期，人口会随着生产发展而增长。而王朝末世和战乱动荡时期，人口就会剧减。汉代时古盖州人口增值达到高峰。到了魏晋，由于长期的战乱，人口锐减，高句丽能够长驱直入，也是因为没有抵御的人员。到了辽、金、元时，民族之间的战争不断爆发，劫掠人口、杀戮人口，人口不能增加，明清之时也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古时候，人口是劳动力，是*队士兵的来源，是国家赋税的承担者，“国以民为本”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
由于春秋战国时的频繁兼并，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促进民族的交往，使中原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又以诸多方式与周边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地融入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形成了以华夏族为核心的民族融合。在我国的青铜时代，中原*权统称东北诸民族为“东夷”。东北那时有孤竹、令支、屠何、俞人、青丘以及周头等族群。分属于东胡、秽貊、扶余等大的族群。“夷”民族发源并生活繁衍在环渤海湾一带生存，“夏商之时，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茧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汉书·东夷传》）。这个时期，人们认为盖州地域当时或应为秽貊族系的古青丘国。其理由是：《逸周书·王会解》说：“青丘，狐九尾”。孔晁注：“海东地名。”《正义》服虔云：“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山东之海外三百里处，应是辽东半岛南部，具体的应指包括盖州地区在内的一个地域范围。除此外，本地区还有东胡族系的先民存在，这已被现代考古所证实。
秦汉时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形成。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促进了各族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读史方舆纪要》：“辽东郡，秦郡。初属燕，后复为郡，领襄平等县十八。”早在战国时，渤海沿岸已能利用航海方式实现经济往来。《禹贡》说冀州贡道：“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山东半岛的沿岸先民也开通近海航线。齐建国初，“便鱼盐之利”，以致“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因为利用沿海交通优越的条件发展经济，于是便有了“海王之国”的执*理想。《孟子·梁惠王下》：“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侥，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据说这位君主曾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
汉代时，汉民族周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虽不突出，但他们与汉民族一起缔造了中华民族。辽东在汉时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之地。魏晋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在和辽东的汉族人民杂居相处中，就已经造成多元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杂处，使得长时间的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民族得到了融合。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外乎战争、迁徙、联合、交往、改革、和亲、会盟等项的促进，古代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使汉民族不断地融入了新的民族成分。
辽东吸引了齐地“浮海”移民。古盖州曾经是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所谓“辽东外徼”、“辽东故塞”，说明这里长期是民族战争的前沿。西汉初年，“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而“辽东最甚”。东汉时，仍有“北匈奴入辽东”之事。“辽东乌桓”、“辽东鲜卑”、“辽东貊人”等称谓都反映区域民族构成的复杂。主要来自齐地的“浮海”移民，对于辽东地方汉人增加具有一定意义。
盖州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高潮期。这时期，与汉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在连年战争的作用下，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在北方建立过*权的民族，都经过一个兴起——强盛——衰亡的轮回，最终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民族间的大迁徙、大流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一部分汉民族向周边扩散，周边的少数民族又进入中原。东汉以后，东胡族系一支的鲜卑人在辽东建立的前燕*权只存在35年，于年被前秦所灭，将四万余户鲜卑人迁往长安，融入了汉民族。起源于辽东的高句丽*权，在古盖州建立了安市、建安等一批山城，虽然延续了西汉至唐初多年时间，但在年被唐伐灭后，高句丽民族还是最终解体分别流向了中原、辽西的突厥、辽宁吉林的靺鞨和朝鲜半岛南端的新罗。除进入新罗的一支外，流向中原、突厥、靺鞨的那三部分最终都融入到了汉民族中。《新唐书·高句骊传》：“有诏班师，拔辽、盖二州之人以归。唐太宗迁6万户、30万人入中原。”
隋唐*府承认周边各族在*治上的“自治权”，不干涉各族内*，各民族的地方官吏由本族的统治者担任。唐对少数民族首领册封很多，许多民族地区实际上是唐的特别行*区，渤海国就是这样。公元年，大祚荣建立靺鞨国，唐玄宗诏令渤海为国，成为唐体制下的一个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权，是唐体系下的一个地方羁縻州府，与唐朝之间在*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和密切的联系。渤海国于年被契丹所灭，“得地五千里，兵数十万”，渤海国全境尽入契丹版图。
盖州另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是宋、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先后在辽东设县建置，游牧民族的彪悍的作风、粗放的经营等习性，无疑会影响当地民族。据考证，年辽灭亡后，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流落沈阳和蒙古附近，继续过起了游牧生活，后来金朝灭亡，契丹人才开始迁往城市。明朝年间，东北耶律部归顺大明，被赐姓刘、丰等汉姓，后来一部分投降后金。经过金、元两朝，几百万契丹人彻底融入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满族和汉民族群体中，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完全消亡。
到了元朝更为突出，元朝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虽然元*府实行民族分化*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在冲突与纷争同时，通过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其实，契丹人在元代中叶已被元*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其中就有契丹人，元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朝建立之初到被蒙古人灭国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迁都汴京后，内迁的女真人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进入盖州的其他民族与当地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是免不了的，大多改用汉姓，提倡儒学，一些民族特性会逐渐丧失，最终融入到满、汉民族中。
以*人为主的武装移民
明初的时候，朱元璋接手辽东，开始在辽东都司之下设卫所，建立卫所体制。为了确保人口数量以巩固其内部稳定，朱元璋为辽东带来了武装移民。
元末，辽东持续了10余年的社会动乱。战争对盖州社会、经济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或因战乱逃跑，或被红巾*、元*各自掳走，古盖州人口大部失散。为了防御残元势力南下，朱元璋对辽阳一带的居民强制南迁。明洪武四年，朝廷多次将这一地区居民迁至北平府。经过红巾*的进入和裹挟以及明初的强制移民，元朝剩余人口多集中在辽河以东。
明初辽东共建有定辽左、定辽右、定辽前、定辽后、定辽中、东宁、金州、复州、盖州、海州、辽海、沈阳中、沈阳左等13卫。洪武七年（年），辽东*士还剩余8个千户所。而后有2个千户所并入金州卫，其余的6个千户所主要分配在辽阳、复州、海州三地。盖州卫基本是由辽东土著*人组成。明代*事管理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帮丁制度，就是三个余丁供应一个正*，即不充*役的人丁供应在伍的*人。
后来，明朝在辽东都司设置25个卫，每个卫所辖所的数目不相同。《全辽志》载：辽东都司所辖25卫，总计千户所个。明初每所大约有人。史料记载的明永乐时期辽东*人数最多19万人。这包括四部分人口，一是由土著转成的*人，二是征服辽东的明*战士，三是谪戍的充*罪犯，四是故元将士。
辽东各个卫所里的*士及家属成为了明初辽东地区人口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士及家属多来自于山东和河南。《明宣宗实录》载，宁远卫的*士从辽东其他卫所的多余*士补充，如果不够可以从内地附近的卫所调补。后来就从山海卫调来*士人，随居家属人。此外，宣德元年，平定汉王叛乱后，还把汉王的青州中护卫官兵强制迁往辽东诸卫屯种，这次迁徙不足6万多。明初的武装移民主要在洪武时期。
明、清时期，盖州内各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只不过清初的民族同化带有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甚至引发杀戮。满清贵族为了防止满族被汉人同化，严禁满汉通婚，实行民族隔离*策，但也没有完全阻止民族融合的趋势。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时，大量汉人被掠，成为家内奴或从事生产的奴仆。为扩大兵源，又从汉人中抽壮丁，编为汉八旗。现今的满族就包括满洲后裔、当年的汉八旗人后裔和蒙八旗人的后裔。清定鼎北京，加强了对中原以外地区的控制与管理，既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各民族间的融合。从清初开始，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内地汉族人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也大量流入辽东，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盖州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其他民族也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自然的民族融合有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有利于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中原人到辽东，也把中原文化带到这里。仅从本地出土的墓志或墓碑铭文中，就能看出关内人氏因战事、仕途等原因来到盖州定居的情况。
《明昭信校尉田潏同安人张氏墓志铭》：“君讳潏，字本清。厥祖胜，乃直隶淮安府清县人也,为元行院判附，我大明洪武年间，以*功升盖州卫右所百户，传爵于资……。”
《明故盖州卫明威将*东林朱公墓志铭》：“公讳镇，字世安，东林其别号也。其先贯直隶扬州府江都县人。元末我太祖高皇帝兵起淮甸，公之高大父讳名者，响应从之，策公行赏，首试百户，及永乐间奉旨调本卫。……”
《明程隐翁配张氏合圹墓志铭》：“翁讳进，字以正，别号梨峰。其先山东莱州掖县人，始祖讳才，□□学孺。太祖高皇帝赐图像、金盔甲、刀各一，升辽东铁岭实授百户。才生振，调盖州卫。……”
清《薛家宗谱溯源碑》：吾祖发籍山东登州*县薛家庄，是以户大丁繁而迁赴关东奉省盖平县城东，距城三里薛家屯。乃专务农业，勤俭为本，后值子孙绳绳。又复徙居本邑东南山赤山沟占地为业，又名薛家屯者，以来百年余矣。
清《翁世礼夫妇合葬墓碑记》：“……我大清定鼎以来，圣天子之仁恩普徧寰区，而关东实发祥之地，其仁恩为尤渥焉。是故，四方之群黎百姓靡不扶老携幼聚居于此。我高祖系永平府抚宁县九华台人氏，于顺治年间来至关东，志在创业垂统……”。
清《曹公富贵三合葬之墓碑》：“……先人原系顺天京都正红旗蒙古人士。在京南四十里鸦子庙住，后于康熙年间奉旨将我高祖兄弟四人，拨归奉天金州满正旗驻防，在城东南三十里海青岛居住。传三世至我父富贵。公因家业凋零，就亲谋食，觅居盖邑东南七盘岭前居住……。”
清《秦公聚奎神道碑铭》：“星五，号唤文，别号凤山。先世自福建迁山东、奉天盖平县，世有隐德……”。
清《卞宁魁卞孙氏合葬墓碑》：“朔自曹叔振铎之苗裔，封以汴而为姓。后于前明国初，由山东登州*县二龙山地方，授盖州卫指挥，在城东龙湾处驻在。国初于雍正四年，分支占领□□正红旗界……”。
民国《罗氏驻防盖州及茔葬溯源碑》：“恭溯我始祖铁公，以明季指挥使移节于辽。二世祖春、山二公，克绍前勋，茔兆均在广宁。三世祖仁英公，随清太宗征锦州，屡著战功，从龙入京隶正白旗汉*，仕至固山章京”。
中原人到辽东，也把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和风俗带到这里。到清晚期，伴随汉族人不断进入东北，“黑龙江以南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点汉语”（《剑桥中国晚清史》），而满语则日渐衰落。至民国，此种变化更为显著，满族人中，已有大部分开始改说汉语、使用汉姓。曾这样记载：“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自然的民族融合有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有利于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