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聪九年，皇太极下诏以“满洲”来称呼被他统治的全体“诸申”部众。自那以后，这个原先由金元女真边缘人群后裔的部落集合蜕变而来的共同体，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直到乾隆时代，通过将满洲人的集体记忆“世谱化”和重新勘定“满洲源流”等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满洲人的集体身份意识，方才成功地转型为以“共同血统”观念为中心的前现代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意识并不完全是“民族”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它实际上是民族“构建”的积极参与者。
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存在着三种不同看法。一以为是在17世纪前叶；其标志性事件,或以努尔哈赤建国当之，或谓满洲作为族称的定名，也有人选择16世纪末叶的满文之创制。埋藏在这类见解背后的理论预设，都以带有“原基”性质的若干“共同”要素来界定一个民族的存在。第二种看法认为，满族形成于清末和民国初年；只有到那个时候，八旗集团才从一个多种族的*事组织和世袭等级，始而被其自身以及当日社会当作一个种族群体（ethnicgroup）来看待。路康乐的此一见解，主要来源于他对年代到年代满汉关系的考察[1]。在这个时期，急剧衰落的八旗组织之内满人和汉*旗人的界限，由于作为整体的旗人与民人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而渐趋淡化。正因为如此，他实际上以“最宜将满洲人理解为就是旗人的等同物”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他这样做自有其道理。不过在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二百多年里，大多数的人们，尤其是清统治者并不简单地认为旗人即满人。尽管19世纪之前满洲认同的历史性格不属于路康乐的上述研究所要着重处理的问题，但在将满洲共同体界定为一个“世袭的职业等级集团”（anoccupationalcaste）时，他实际上已经暗示出，“那种出于共同祖先们的血统意识”，乃是“晚期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在这一层面上，路康乐的见解同柯娇燕提出的第三种看法颇为接近。柯氏认为，满洲人由最初的文化共同体，在乾隆朝转变成一个“人种”(race)，到清末才最终地转型为一个种族群体[3]。她的见解已经相当深刻地触及到探察满族认同的历史过程之关节所在。惟质诸当日文献，内中仍有许多待发之覆，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就追溯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而言，满文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日本学者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扎实工作，在今日，使用清初满文资料的便利程度，与过去相比已经极大地提高了。
一、努尔哈赤兴起前的“诸申”各部
自从15、16世纪之交以往，居于明辽东边外、日后成为“满洲”核心部落的建州三卫，在遭受明与朝鲜李氏王朝联*的重创而经历数十年衰弱之后，又逐渐活跃起来。与此同时，在建州卫内部，随着旧有各支部落贵族势力的“次第凋落”，其统治权转移到一批乘乱崛起的“夷酋”新强人手里[4]。辽东局势的复杂动向，由此也越发受到明和朝鲜两方面的